在读博期间，他们遇上了学校的“人类精子库”试运行的时期，学校大力倡导学生们积极捐精。经过商议后，郑刚和妻子决定加入捐精队伍。2011年1月，中华科技大学旗下的湖北省人类精子库再次发布横幅招募“高智商优质基因”，郑刚在2010年12月便签署了“捐精协议”，凭借自身的优越条件，成为了优质基因捐赠者。随后，他进行了体检，确认各项指标合格后，医院安排了在11天内进行五次捐精，每次捐精都有几千元的报酬。
2011年2月1日，郑刚如期进行第一次捐精，在采集室待了几分钟后顺利完成。休息了两天后，他在2月4日进行了第二次，6日进行了第三次，依此类推连续完成了四次捐精，身体状况看似正常。然而，在2月12日的最后一次捐精时，郑刚却迟迟没有从采集室出来。医护人员打了他好几次电话均未接通，感到事有蹊跷，便冲进采集室，却发现郑刚已经倒在地上，毫无反应。
医院紧急通知了郑刚的妻子吴某，并进行了抢救，但郑刚的意识始终未能恢复。最终在2011年2月12日下午宣布抢救无效，死因被判定为“心脏病突发猝死”。按理说，肾精本为先天之本，精力充沛、气色红润的人捐精之后，若作息正常、饮食健康，通常不会出现大问题。然而，郑刚的身体情况与常人不同，长期的高压与熬夜可能成为引发这场意外的原因。
但若郑刚真的是猝死，为什么郑刚的父亲郑金龙会如此坚持，坚决不接受校方和医院提出的赔偿方案呢？其中究竟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？
一切的根源，要从郑刚的家庭说起。郑刚出生在湖北鄂州的一个小村庄，家中还有一个哥哥郑静。两兄弟从小聪明懂事，父母从不为他们担心。尤其是郑刚，他的学习成绩堪称学霸，初中升高时，他凭借全校第一的成绩进入了当地的重点高中。相比之下，哥哥郑静成绩稍逊，最终决定辍学，早早进入社会谋生。
郑刚深知家中经济拮据，大学期间，他刻苦学习，几乎将所有时间投入到学业中，不敢偷懒或贪玩，只为有朝一日能够回报家人。虽然高考前他因身体原因未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，但他依然考入了三峡大学医学院。为了能更好地供弟弟读书，家里人努力提供支持，而郑刚也努力省吃俭用，夏天一件薄衣，冬天一件棉衣，省下的钱寄回家里。
大学毕业后，郑刚被分配到湖北老河口市人民医院工作，但他并未停下脚步，继续报考华中科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。婚后，他与妻子吴某一同读博，努力实现更高的学术目标。然而，就在2011年2月12日，郑刚在第五次捐精后发生了意外。吴某急忙通知公公郑金龙赶到医院，当郑金龙赶到时，看到的却是儿子冰冷的遗体。
郑金龙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，然而吴某却一直催促他签署“同意火化”的协议。遗体火化后，医院和校方提出仅赔偿8.8万元，并承诺减免吴某博士期间的学费，并为她安排工作。郑金龙听到这个处理结果如五雷轰顶，他的儿子辛辛苦苦抚养长大，却连一头老黄牛的价值都比不上，而吴某却得到了如此优渥的待遇。郑金龙觉得其中一定有问题，他怀疑吴某和校方、医院之间有某种不正当的协议。
当他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郑刚遗体时，发现儿子身体的异常，郑刚的死亡似乎并非单纯的猝死，而与医院给他提供的“助兴药物”以及短时间内高频率的捐精有着密切关系。郑金龙怀疑郑刚是“过劳死”，而不是突发心脏病。然而，郑金龙的质疑并未得到医院和校方的认同，他们始终坚持认为郑刚死于意外猝死。
面对不公，郑金龙拒绝接受8.8万元的赔偿，并要求医院和校方赔偿400万元。校方和医院不愿与郑金龙继续妥协，最终决定通过法院来解决此事。
2011年9月11日，郑金龙带着六大箱的材料出庭，开始了他对儿子冤屈的辩护。尽管他提出郑刚的死亡是过劳引起的，但对方的律师仅提供了身体检测报告，称郑刚在捐精前身体完全正常。经过法庭审理，最终法院判定医院和学校赔偿郑金龙19万元。然而，郑金龙依然不满意，决定上诉，但结果仍然维持原判。
郑刚的意外猝死案件，最终在法院的判决下画上了句号。尽管郑金龙为儿子的冤屈进行了辩解，但白纸黑字的证据无法改变什么。郑刚永远无法回来了，而父亲的痛苦和疑问也将永远无法解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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